勇攀冰峰的人
在1958年以前，我国的现代冰川研究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我们国家的地位，我们民族的尊严，都迫切地要求尽快改变这种落后的状况。当时，作为一个事业心极强的中年学者，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根底的地貌学家，施雅风先生勇敢地迎接了这个严峻的挑战。他以坚毅无畏的气魄和献身于科学研究事业的巨大热情，抛弃了北京市的舒适生活，离开了科学城的优美环境，义无反顾，直奔白雪皑皑的山峰，踏上了大西北的艰辛之路。在神秘、静穆、杳无人烟和充满危险的冰川之上，他一下子就度过了几十个春秋，辛勤耕耘着这块科学上的“处女地”。让我们看一下他走过的足迹吧!
1958年，他到甘肃兰州主持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高山冰雪利用研究队。作为该队的负责人，施雅风先生组织了各有关研究所、高等院校地理系以及有关的生产部门，通力协作，开展了对于祁连山、天山的冰川考察，成为我国第一支有组织和大规模的高山冰川研究队伍，为中国现代冰川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1962年，他又主持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集中在天山乌鲁木齐河源冰川区进行了较深入的冰川学和水文学的研究，初步揭示了我国大陆性冰川的基本特征。
1964年，攀登喜马拉雅山区的希夏邦马峰和珠穆朗玛峰，并且考察了西藏东南部的海洋性冰川，初步建立起我国区域冰川学的一些理论概念。
十年动乱中，他遭遇到异常的苦难，虽然人身失去了自由，但是“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执着追求，成为鼓舞他与逆境奋斗的基本动力。终于在1974—1975年，首次到国外承担巴基斯坦境内的巴托拉冰川的研究任务。通过对巴托拉冰川地段的考察与观测，不仅提高了冰川学研究的水平，也解决了中巴公路通行的实际问题。
十年动乱结束之后，他几乎在现代冰川学的各个方面，都开展了扎实的研究，并且在繁重的科学组织工作之外，还主持了一个又一个的研究题目，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受到了国际冰川界的重视。
以上的这些记录，清楚地显示了施雅风先生在我国现代冰川学成长和壮大中的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足迹就是中国现代冰川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见证。
在采访伊始，我们没有请施先生谈他的这些过程，甚至没有过多的寒喧，而是开门见山地请他谈一谈他是如何走上现代冰川研究的道路的。施先生略微沉思了一下，然后用平静地语言侃侃而谈：“我在读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就对地理、地质、地貌学方面的知识发生浓厚了兴趣。我总觉得，一个国家要想富强起来，没有对这个国家自然环境的了解，那是办不到的。‘七七’事变的当年，我考入了浙江大学史地系，到了大学二年级，我进一步选择了地质地貌学作为自己的主科，在1942年毕业时，我撰写的毕业论文就是‘遵义附近之地形’(当时由于抗战，浙大校址西迁贵州)，并曾获当时教育部的嘉奖。毕业之后，我对地貌学的兴趣一如当年，乐此不疲地在这个领域中探索着。这些都给我以后投身于冰川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接着他对我们伸出了两个指头，继续说道：“喜欢冰川研究的第二个原因，恐怕要归结到我对于野外考察的喜爱。考察、探险、旅行，有一种天生的魅力，而只有在体验了之后，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这一点。野外考察不仅能锻炼人的意志，也能培养人的独立工作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我希望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地理工作者，只要有可能，都不应错过到大自然中实践的机会。我之所以后来走上了从事冰川学研究的道路，与我酷爱考察的嗜好是分不开的。”
他的谈话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坚实的学科基础，加上勇于实践的自觉要求，是走上成功之路的要诀，这不仅对于施雅风先生在冰川学研究上是适用的，恐怕对于任何从事地理科学研究的人，也都是可以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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