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2年，从当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录《永乐大典》开始，学术界普遍把这一年看作是《四库全书》始修之年。这一年，已经61岁的乾隆在大清国的皇帝位子上已经整整坐了37个年头。四海平定，国富民足。也就在这一年，一个在老皇帝心中盘桓许久的念头变成了一道雷厉风行的谕旨。

    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往往很难逃脱战争与外力入侵的阴影，《四库全书》成书后虽然分七阁束藏，但依然未能幸免。从1782年四库成书后的二百多年时间里，7部《四库全书》差不多都经历了坎坷的命运和遭遇。有人这样说，《四库全书》两百多年中所经历的坎坷岁月，真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一段“文化沧桑史”。

    清王朝从圣祖康熙至乾隆时期，历史上称为“康乾盛世”，在乾隆中期国内已没有大的战乱，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了。在文化方面，乾隆皇帝一方面继承康熙时期的“文字狱”，使有反满思想的文人感到“反清复明”无望了，另一方面又适时下令地方官员推荐有才学的文人进京应考，还有些文人既不敢有“反清复明”的思想，又不愿做满清的官，于是就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这又为编纂《四库全书》提供了有利条件。

    先后建成了北京皇宫内的文渊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奉天故宫的文溯阁，名称很有意思，都与水有关，意思是以文喻水，将浩瀚的文化典籍比作江河之水。水由源头流出，汇合百川而成渊，若要寻找源头，必须找到渡口，这就是“津”；再由“津”而“溯”，即可找到“源”。

    中国古代图书的“四库”，始于西晋时期荀勖编制的《中经新薄》。《中经新薄》将典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甲部记经书，乙部记子书，丙部记史书，丁部记集书，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的体例。

    周永利先生认为，《四库全书》的价值首先是规模亘古未有，完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最伟大的图书集成。《四库全书》全书共三万六千二百八十三册，六千一百四十四函，收书三千四百七十四种，七万九千零三十九卷；每套总计抄成二百三十余万页，总字数近八亿字。此外尚有《四库全书荟要》抄成两部。它们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值得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整个搜集、编纂、抄录工程之浩大，实属空前。”

    人所共知，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从统治君权出发，对各类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其主要目的是取缔所谓颠倒是非、违碍悖逆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著作。据有关研究者统计，在编纂过程中，共禁毁书籍三千一百多种，销毁书版八万块以上，为四库纂修工程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称四库成书为中国文化的一次大浩劫毫不为过。”

    1772年乾隆皇帝诏谕购访遗书。11月，安徽学政朱筠奏请开局校录《永乐大典》。1773年诏开“四库全书馆”，纪昀为总纂官，自《永乐大典》内辑出零散篇章，并采访各地遗籍。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纪昀主编，127册，200卷，收录《四库全书》书目3480来种；“存目书”书目6819种。《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纪昀主编，17册，100卷，辑录了《四库全书》中图书的著作朝代，作者简历，版本源流，图书内容。

    文溯阁《四库全书》存藏甘肃以来，甘肃省图书馆先后有20余人参与管理保护工作，期间时间最长、付出最多、贡献最大的是方学俊、何勤贵、刘德田和丁学艺等同志。方学俊、何勤贵两同志作为赴沈阳接收小组成员，押运《四库全书》抵达兰州后，没有回家，直接跟随装书的军车去了永登连城，从此他们同这部国宝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搬到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

    甘肃省文化局还组织了一个由省文化局吴怡如、省图书馆余贤杰、省博物馆任步云等人组成的选址小组。历时一个多月，先后去了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榆中县北山等地进行考察选址。

    方学俊和何勤贵同志自从保管《四库全书》之日起，就变成有城市户口的乡下人。经常在大山深处生活，回城探亲的机会是很少的，老婆孩子自然是无暇顾及。

    在他们的带领下，管理人员将房前屋后，山上山下挖掘平整成层层梯田，栽种果树、种植庄家、蔬菜和花草，使原来的荒山荒坡变成了一座绿荫成行、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花果园。每到金秋，单位职工总能分到他们辛勤劳作的累累硕果。

    1980年4月，甘草店书库要进行维修，省图书馆派刘德田去负责联系维修队等事宜。维修结束后，年过半百的刘德田主动要求留在书库。从此，书库的钥匙在他身上一挂就是21年。21年间，他从未回家过过春节，书库成了他的家。

    2007年8月14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甘肃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的陪同下，参观了“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

    甘肃省图书馆馆长郭向东先生认为，《四库全书》成书200多年来，为后世学者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和平台，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学术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而“四库学”的建立，更加映衬出“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2004年6月，郭向东博士在其十几万字的《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成书与流传研究》学位论文中，以翔实的文献资料，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考证分析，就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编纂、修订、流传与保护利用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填补了一些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研究中的空白。

    2005年7月上旬，由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研讨会得到省内外有关专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除本省学者之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辽宁、台湾等地专家学者60余人参加了会议。

    在“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开馆之日，设在藏书馆内、展出面积500多平方米的“《四库全书》展览”同时向社会开放。

    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薪火相承鼎盛之作的《四库全书》，是中华文明沿袭千年的最直接见证，是领袖东方的文明典籍之一。本文的最后，借用我省著名诗人叶舟先生的一段话来作结：在新的世纪，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让我们重温这些古老的心跳和翻腾的文字。感念先哲，抚今追昔，去构筑新的文化筋骨和生生血脉。